顶点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第4页）

可惜的是，大川手里的形式牌并非无穷无尽。随着学潮规模的扩大，组织混乱令人恼火，不能不强化领导，民主美学也就不容易贯彻到底了。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和“省改革联系会议”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橘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滚出去！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当他提到“中央来电”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频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

国际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分子，现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当年，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曾经错用过一些符号，就像男人错戴了女帽，婚礼误奏了哀乐。那时候加州青年学子们高扬“伯克利共和国”的大旗，在人民广场安营扎寨，种粮的种粮，煎饼的煎饼，一心要建立天国式的现代自由部落。哥伦比亚大学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则攻占了大楼，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长大人的雪茄烟和雪利酒，操着木棍、枪、燃烧瓶来保卫他们的五个“解放区”，任校园沦为一片硝烟滚滚的战场。他们誓与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刀两断，但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性的体制方案，只知道不要什么，不知道要什么，因此是一堆不满和绝望情绪的大混合，缺乏符号资源和恰切的符号表达，也就在所难免。这样，他们呼吁平等民权和反对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队伍里往往光怪陆离，有人举着马克思的图像来欢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发完毛泽东的小红书便来散发避孕套和一丝不挂地走进课堂，有人谈论着马尔库塞的“绝对自由”理论然后兴奋地向大楼玻璃猛掷石块。某些来自百万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则争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脏自己的头发，在摇滚乐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汉的姿态，不愿被时代潮流所遗弃。

他们中间有红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军，使资本主义美国不仅面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而且身后遭受一次个人主义的袭击，或者说是遭受着个人主义枪口里喷射出来的理想主义火焰。

这一切符号的奇怪链接，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然而暧昧、纷杂、混乱的思想拼图，显示出当时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右派，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思想情感的时代季风当然不同了，马克思、毛泽东，还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当年美国校园里那样时髦了；恰恰相反，美国体制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灿烂灯塔，他们一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为彻底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弃一切乌托邦以后投向美国这最后一个乌托邦。他们最急切地宣传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最激烈地诅咒专制和腐败，但同样受困于思想的混乱，受困于美学符号的贫乏和芜杂，比如，一集会和游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国际歌》——居然可以唱得动情投入，唱得眼热泪流。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首歌与美国体制南辕北辙？不知道这首歌纯属左翼声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产党的党歌？不知道这首歌是他们极不喜欢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要求全党、全民、全军都得唱会的红色圣乐？

与美国的新左派相比，中国的新右派有同样的热情和破坏力，也有同样的光怪陆离：有人搂着情侣的腰却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里，似乎这里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着冰激凌却躺在绝食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绝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称自我，却习惯于一齐振臂高呼口号，似乎步调整齐异口同声就是独立自我的临时标志；多数人愤怒要求官员们下台，却强烈要求官员来看望他们并肯定他们，要求官员与他们一起合影纪念，似乎官员们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纪念也非常重要，必须在他们下台前完成。他们对上课、跳舞、进馆子的同学十分愤怒，认为那些人在可耻地逃避民主，然而他们宣称过民主就是为了大家今后更好地上课、跳舞、进馆子，但这一切美事似乎万万不可提前进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他们是主张个人至上的，就是拒绝群体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远离崇高的。但他们眼下偏偏是在一个习惯于群体和崇高的国度，投入一种偏偏是群体的而且崇高的民主伟业，于是对革命的美学遗产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并肩的时候，总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来》吧？总不能在喇叭里播放出爵士乐或者迪斯科吧？总不能一声不吭吧？他们连一首合适的歌也不容易找到，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左派歌曲，给喇叭裤和牛仔裤镀上金色诗情，让“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响彻云霄。

《国际歌》就是这样兼容了二十世纪后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壮——问题是，这是一种交融汇聚？还是一种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

领袖

当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认购和张贴领袖画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队长家里去认购，见桌上一大堆画像里有大有小，便挑了张小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穷，平常买猪娃只能拣小的捉，今天也捉个小的算了。对不起呵。”

他一心想省钱，居然拿猪娃比领袖画像，反动言论令人发指，立即被大队党支部书记下令抓起来斗争。幸亏他是贫农出身，免了牢狱之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个人崇拜不时兴了，革命领袖的画像大多被撤下来，但很多农民往往还在厅堂正墙的对联之间，留出一个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荡荡一块四方白墙，似有一种顽强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还愤愤地冲着我发过牢骚：“你看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党的领导呢也没有形象，还四个坚持呢，坚持空气么？这话谁听呢？”

他是指阶级敌人都摘了帽，指墙上也不见了画像，革命就没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个轻易崇拜的人，从来就不崇拜毛主席的双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体食堂，但这与墙壁不能空着是两回事。他需要一个领袖，不管是什么样的领袖，就像鸭群需要头鸭和羊群需要头羊，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其实，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茫然。在一个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即便在一个治权集中于组织而非个人的社会里，人们还是需要有血有肉的个人形象来代表治权，需要这些形象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甚至墙壁上，这一动物性的视觉习惯，并没有因为所谓个人崇拜的淡化而结束。

这当然容易造成极权和迷信，也带来了历史上很多领袖的苦恼。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怎样繁忙、怎样乏味、怎样危险、怎样倍遭压力和攻击，但常常不能脱身，有太多无形的力量将你强按在这个位置上不得动弹。他们虽然可能有无上的威权，却也丧失了很多个人生活乐趣。比如，没有行动自由：一个中国明朝皇帝与爱妃做爱稍稍超时，伏拜于龙床四周的太监们就会齐声喝止，以防天子自伤龙体；也没有个人隐私：美国总统克林顿闹婚外恋的每一次射精，都会成为传媒的头条新闻并且被国会仔细地审查。他们几乎没有私事，任何私事都会道德化，任何道德都会政治化，常常成为巨大政治冲突的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是人形符号，以个人对群体政治做出风险担保。针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神化）”或“个人苛责（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众心理习惯，无非是具象目标代理了抽象目标，个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制度，政治成了细节政治，就变得易于想象以及实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个人崇拜。没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学潮的领袖，公众的道德放大镜同样开始审查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不过是五分钟崇拜狂热后的一个反弹。他压制组织内更激进的一派，攻击之辞便接踵而来。他口里的牛奶气味成了罪证：要别人绝食自己却大吃大喝，这不是腐败特权么？他与一个女同学多说了几句，也成了人家手里的把柄：这不是搞三宫六院“天子从此不早朝”么？他的更多丑闻出现在大字报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钱未还，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园滋事没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对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让那个见义勇逃的假圣人见鬼去吧！”大字报下边是这样一条赫然入目的大标语。

到最后，学潮平息之际，校方的调查和清算开始，很多不是他干的事，比如，掀翻了两辆汽车（那样做很不理性），哄抢了三个水果摊（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干的），绝食现场的垃圾里发现了避孕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账上，都得让他来解说和分辩。在很多人那里，学潮似乎与民主与自由无关，看它闹得对不对，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绝食现场用了避孕套。

他气得差一点吐血，深感愚民们的不公。他为什么不能喝牛奶？为什么不能与女同学多说几句？他认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责任更重大，就像一个元帅统领千军万马，别说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么样？别说没用避孕套，就是用了避孕套而且身边美女如云又怎么样？再说领袖并非圣人，民主也不是圣人运动，这些道理你们不都是很明白吗？即使他个人的品德一无是处，他就没有伟大和英明的资格并且成为民主的救星从而名垂青史？……带着这种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愤慨，他后来当领袖总是不顺，总是短命，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与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华，请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总，让他威风凛凛地掌控整整一幢豪华写字楼。大楼里有四台电梯，只要他走进其中一台，秘书立刻在门口伸开双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员工也吓得赶快蛇行鼠窜逃出电梯，不敢有扰老总的清静和耽搁老总的时间，否则就可能被秘书盯住胸前的工号牌，就可能卷铺盖走人。大川对这一切倒没有什么明确态度，只是装着没看见。

可惜总公司三个月后又免去了大川的职务，原因之一，是这里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联名上书抗议他的盛气凌人。

团结

大川在乡下与老木吵过架，也打过架，回城后分道扬镳再无往来。对此最为焦急的是吴达雄。他是我们中学的娃娃老师，教历史，好打球，与同学们在下乡前那一段自由时光里玩得熟，后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没有当过知青，却比任何知青都发知青烧，家里一直挂着草鞋、斗笠、柴刀以及红袖章等历史文物，收藏着各种各样发黄的知青老照片，任何知青爱唱的歌他都会唱。

知青们都回城以后各有各的生计。他一到节假日，仍要尽可能地把同学们邀到他家去，在那里吃饭喝酒，聊天唱歌，并且在他的引导下讨论国内外的形势。他不时插着话，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人往下说，同时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反驳者往下说，存心挑起群众斗群众，斗到适可而止的时候，他又及时来弥合分歧，恢复友好氛围，总结出各方优点和潜在优点，不惜分发一顶顶什么主义和什么流派的哲学大帽子，让每个说话人都英明伟大，都受宠若惊。他似乎不管客人们来这里说什么，只在乎这里必须有讨论，有辩论，有格言的交锋，有哲理的碰撞，有幽默和笑话穿插其中，有诗歌或电影台词点缀助兴，有一种关怀天下事的阔大胸怀。这就行了。如果客人们齐声高唱一首《国际歌》，如果客人们进出时有人举手低语“消灭法西斯”，有人举手低语作答“自由属于人民”，如此老一套把戏更会让他快乐得如醉如痴。

他不好酒，不好烟，更不喜欢打牌，唯一的癖好就是扎堆，就是助人扎堆。他为扎堆的氛围而活着，以天下革命志士的团结为己任，顽强维护着他们中间的一种团结。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朋友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不是矛盾，觉得大川和老木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没有理由不重新结为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他找大川谈过，一句规劝就惹得对方大发雷霆，但他笑眯眯的不生气，仍然耐心地说出很多道理，包括大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在做好团结工作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他也找老木谈过。老木虽然没发火，但送他一个绰号“团结鳖”——鳖与龟相对应，在方言里是指女人的生殖器官。他受此大辱仍不生气，继续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仗着比对方大几岁，把啤酒杯往桌上一砸，“你娘的听着，老子今天就要当这个团结鳖。你要是不转这个弯，今后就再不要认我老吴！”

他最终未能使大川与老木和好如初。不仅如此，连他已有的团结阵线也出现危机，节假日的知青沙龙活动人迹渐稀。无论他事前如何盛情相邀，很多人还是觉得国内外形势不能当饭吃，三天两头来扎堆，不是有病？还有些人日子混得并不好，平时躲熟人都来不及，还主动送到圈子里去现丑？好在他并不气馁，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次次走出去登门拜访。他有很多登门的理由，送一本新出版的书，送一盘新的录音歌带，送两张新电影的入场券，要不就说正好路过门前顺便看看。但这一切都是铺垫，铺垫出他的团结维护工作。他大谈各位朋友的优秀品德，任何相关的好消息都及时传播，希望能引起你对朋友们的敬佩和牵挂，引起你离群独行的歉疚不安。他有时也来点邪招，比如闪烁其词地传点流言，某某对你有点意见啦，某某对你那个那个啦，你就当着没这回事吧，如此等等，企图以此逼当事人激动，逼他们产生澄清误解的急迫，从而重新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人，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事，也就是关注他那个实际上已经解体了的革命大家庭。

他这一招确实还比较管用，虽然有时玩过了头，在本来很团结的朋友之间闹出了不团结。

甘地

艺术是富有义涵的形式新创。艺术不可多得，因此历史上多模仿照搬、因陈袭旧、随意胡来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却可遇难求。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常常超越文字理念，发挥直觉的想象力，并且调动大众的直觉想象力，造成行动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力推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对于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种换装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顶，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最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

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伦敦街头成为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校草是女生：捡个男神宠回家  傅总的独宠小前台  成为女主的n种方法（反转虐，慎入）  无声之雪  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  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写给一个奥兰人  桃运小兽医  郎君入洞来  惹火甜妻：吻安，墨先生  退休大佬在豪门兴风作浪  一挽情深  娘子，别跑（百合abo）  当有读心术之后  网游之神话降临  败家子的逍遥人生  和对面傻子在偷情（1v1）  尸冷街：无面屠夫  花间大妖孽  步步逼婚：萌妻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