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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涯（第3页）

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媒体都向资本主义体制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派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象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置疑，都尽可能迫使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无异于断章取义见木不见林。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奇怪的是，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决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决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其实，细想一下，这也差不多是我这个非婆娘的原则。我也总是更愿意读出稿件后面的人。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还说过：“我景仰美的敌手，厌恶平庸的同道，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那些热情而天真的错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对“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优秀的前人表示了赞美。这是汪晖不大赞同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揣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这个“派”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天。《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开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天涯》从来没有轻松过。用单正平的话来说：几乎把每期都当创刊号来编。用郑国琳的话来说：每天都是考试。这本杂志在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只是有了个开局。它的理论部分仍然不够活泼诱人，我们没办法苛求理论家们在对真理负责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利润负责。它的文学部分也还很薄弱，艺术栏目更是一直没让我们找到感觉。在缺稿的时候幸好还有蒋子丹的一些朋友来帮着撑住：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徐坤、张抗抗、毕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学先锋仍在我们的等待之中。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书刊市场的竞争更趋惊心动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面仍是山重水复。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在我从事编辑工作近二十年以后，我觉得社长这个职位应该让给更年轻的人了。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德里克（a·derrik）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最新成果，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的现状，以至大会生出了无数自发性的小会，以至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入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p·andson）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悠，还因为开车误入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象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撤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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