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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第1页）

走亲戚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1996年《福建文学》杂志，获同年福建文学奖，后发表于1997年香港《明报月刊》，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

三伯伯来看我们。三伯伯就是三姑妈的意思。老家很少对妇女的称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称呼，只是在称呼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姑妈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军的时候去了贵州，给共产党送药品，被国民党特务杀了。也许幸好他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穷得靠卖盐茶蛋为生，经常忙了一天还赚不回半升红薯。土改时她被划成手工业者的成分，又是烈属，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让她当了几个月的妇女会会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灾，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便把儿女两个送进城来，托付给我父亲。大表哥被我父亲带入部队，当了兵，还读了军校。大表姐则在城里继续读书。据说大表姐初来时一头的虱子，母亲洗了三大盆碱水，又给她剪一个男头，才把她剪出个有鼻子有眼的人样。她的书当然也没有读好，母亲带她去考城北女中时，她还总是把“手”字写成“毛”字，把“目”字写成“木”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写错，“常”字上面总是写成“宀”。父母后来一说起这事就要笑。

他们兄妹两个年幼失父，所以特别懂事和用功，也给我家很挣面子。大表哥后来当了空军军官，大表姐读完中专后去了西北一个矿山，也是劳动模范。他们的成绩总是成为父亲教训我们的理由。你们看看，大哥哥入党了，大姐姐立功了，还当上工段长了……父亲带领我们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让我们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满。

我对那一段没有什么印象。我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比方说我出生以后第一个抱我的是大姐姐，她当时还惊慌地说，舅妈舅妈，这伢儿怎么这么难看？一身的毛呵！我也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我在街上走丢了的那一次，大姐姐听说此事时正在洗脚，她立刻吓得哭了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就跑出门去找我，狂奔乱喊简直疯了一样……我应该记得这件事情的，不知为什么居然记不起来了。是不是我真的脑子有了什么毛病？

每逢开学，我们姊妹几个便兴奋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来礼物。钢笔、球鞋、计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一般还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学费。其实我是白等和傻等，因为我还没有上学，即便上学也永远在家里处于幼稚的地位，没有资格得到那些赠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那些东西分给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跟着他们在几间房子之间不停地窜来窜去。

二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

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为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

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荡自己的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象么？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象。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象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她们是半夜下车，两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老一少两张满是煤灰的黑脸，四只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一个旅行包丢在地上，看来她们已再没有气力把它拎起来。

“你们找谁？”母亲问。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这丫头！”是湘西老家人的声音。

“你是德芳……”母亲怔了片刻，露出了惊讶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顿得非常冷淡，“你怎么来了？”

我高兴地跑下楼去把她们接了上来。三伯伯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痛哭，母亲则显得冷静许多，虽然也红了眼圈，但连连劝三伯伯去洗脸，去换衣，去吃面条。三伯伯当然吃不下，冲着一碗面条又哭。

三

小姑娘对大人们的哭声有点害怕，偷偷向我身边挤靠。她叫小红——那年头叫这个红那个红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见到我，却不怎么畏生，很快就胆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判定为小红，比如图书上的小兔、红旗、苹果、小房子、风筝等等，她一看见就笑，一笑就指着说：“这是小红。”然后继续翻页寻找下去。

离开图书以后，她对我的一个大贝壳羡慕不已，也指着它宣布：“这是小红。”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带回家的一颗手榴弹找出来，向她讲解这家伙的威力。“这也是小红吧？”

“不。”她不喜欢粗粗黑黑的军用品，让我不免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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