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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1页）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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