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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2页）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我并不是反对一切古迹复原，譬如某些名人故居，以及名声很大而文物价值却不高的亭台楼阁，复原修建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打上了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的遗迹，万不可铲平了遗址重新建造，甚至连“整旧如新”也不可以。人们要叩拜的是历尽艰辛、满脸皱纹的老祖母，“整旧如新”等于为老祖母植皮化妆，而铲平了重建则等于找了个略似祖母年轻时代的农村女孩，当作老祖母在供奉。

世间有些废墟很壮观，但我对它们以前的功业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亲切，但主人与王朝的兴亡关系不大。惟有在罗马，是废墟而直通历史主脉，是帝王而早就为大家熟知，于是一阶一柱都会激发出深远而浩大的叹息。

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

我们对于废墟和古迹的寻访，虽然荒路千里，却还局限于太狭隘的思维空间。

很多年前我写作《废墟》的时候，刻意避开了一些更惊人的废墟。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思维能力，还不知该怎么处理。

这些更惊人的废墟，一次次挑战着我们一直在津津乐道的历史观念，甚至足以使我们对自己族群的进化史产生颠覆。

例如，考古学家在非洲加蓬的一个铀矿废墟中，发现了一个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而且证明它运转的时间延续50万年之久。既然有了这个发现，那么，美国考古学家在砂岩和化石上发现2亿多年前人类的脚印就不奇怪了，对于巴格达古墓中发现的2千年前的化学电池，更不再惊讶……

这样的废墟，不能不使我们对人世间一系列基本常识产生怀疑，结果，也就对自身产生怀疑。

人类是承受不住这种过于宏观的怀疑目光的，因此，只能回到常识，谈论我们已知的极其短暂的历史。谈论之余，再偷偷地稍加怀疑。

在《借我一生》中，我把废墟分成两种，一为伟大的废墟，一为肮脏的废墟。

我说，我刚刚投入生活就被卷进了一个肮脏的废墟，等到终于从中脱身而出，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去寻找中华文明的伟大废墟。找到了它们之后，为了真正读懂它们，我又远走异邦去寻访人类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废墟……

就在这种万里寻求中，没想到，那个我已脱身二十余年的肮脏的废墟又追上了我。我对这个肮脏的废墟作了这样的概括：似乎一切依旧，所不同的是，当年的打手变成了教授，当年的婴儿变成了打手。

但是，这个肮脏的废墟已经不可能笼罩我。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废墟之间，它只是一丝阴影罢了。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惟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有的人甚至借着历史来掩饰自己、攻讦对手，因此更应警惕。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才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如果说历史像个舞台，那么走上台去的各色人等最终会划分出主角和配角，而主角永远是极少数。

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历史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治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利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争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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