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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影斧声（第1页）

烛影斧声

“家天下”的制度，起自夏禹传位于子。从那时开始到五代告终，约计三千一百五十年，帝位的递嬗，始终以父死子继为天经地义。“陈桥兵变”，宋太祖代周而兴，做了十六年皇帝，临死之前，不传大位于子而传弟光义，是为太宗。在传统中，这是罕见的变格。

太宗的继统，太祖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于烛影摇红、斧声戳地中，举天下以私相授受，似乎帝位的更移过程，没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了。因此，太宗的得位，在当时就被认为一大疑案。宋人笔记中，虽不敢公然质疑，可是旁敲侧击地，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太宗的讥刺。至于正面记述其事的，据我所知，有《湘山野录》《涑水记闻》，而所记的事实不同，所持的态度亦不同，前者存疑，后者意在“辩诬”。

先谈《湘山野录》。这部笔记的作者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法名“文莹”，与苏东坡是同时代的人。他在书中记述了一段“神话”，说太祖早年曾与一异人为友。在即位第十六年，也就是开宝九年的春天，复遇于洛阳，太祖问他：“我寿还得几年？”那异人告诉他，这年的十月二十夜里，如果是个晴天，则可延寿一纪，否则“当速措置”。

到了那一天晚上，太祖驾幸太清湖“望气”。其时星斗灿然，是个极好的晴天。正在他庆幸可以延寿之际，“天地陡变，雪雹骤降”。太祖记起“当速措置”的警告，立即传旨召“开封王”光义进宫，延入内寝，把太监宫妾都撵了出去，酌酒对饮。

在远处的近侍眼中，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这里有两个名词，必须先作一解释。那时的赵光义，封号是“晋王”，领“开封尹”，所以文莹称他为“开封王”，实际上并无此爵称。其次是所谓“柱斧”，只是一把水晶小斧头，为北宋皇帝时刻不去手的一样仪物，好比老年人的手杖那样，用处甚多，可用以撑持，可用以叩门，亦可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来打人。柱斧亦是如此，如仁宗幸张贵妃阁，见王拱宸所献定州红瓷器，以张贵妃不守“不得通臣僚馈遗”之戒，一怒用柱斧把那些瓷器打碎，即为一例。倘以为柱斧可以杀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前引的一段文章中，“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字里行间，显然对太祖的死因存有疑问。因此，司马光为太宗“辩诬”，便着眼在说明太祖崩时，太宗不在禁内，他在《涑水记闻》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曰：“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此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德玄曰：“须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温公以真儒而为名臣，平生不作妄语，这段“纪闻”，自非捏造。温公自道“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则“闻”其事而作“纪”，自然是深信太宗得位，绝无“斧声烛影”之疑；闻召而徘徊瞻顾，更可见无觊觎神器之意，所以得位，不过是王、贾拥立，宋后“遽呼”，一场傥来的富贵而已。

这就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了！司马温公拳拳忠爱，大概只想到这些话可为先帝辩诬，便忽略了这些话中的错误和矛盾。错误也者：第一，“内侍都知”应为王继恩，不是什么王继隆。第二，即使有宋后命王继恩招皇子其事，所召者应为太祖的长子德昭，而不是次子德芳，因为德昭为贺后所出，德芳生母不详，但宋后只比德芳大七岁。可知他绝非宋后的儿子。然则何以偏爱而不召长子德昭？第三，太祖崩时，德昭和德芳都不在开封，德昭以“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德芳以“贵州团练使”驻广西贵县，用意是在防备降服不久的“复蜀”和“南汉”。这两个人都不在开封，何由而召？

矛盾也者，说“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这话不错；而且晋王也早有接管政权的准备，然则到了该他接位的时候，何以“犹豫不敢行”？这不但不合光义的性格，更不合乎当时的事实。

当时的事实是什么？细考史实及后人的评论，我认为赵家得天下的真相如下所述：

第一，“陈桥兵变”，出于太宗和赵普的密谋，太祖本人并无欺负柴氏孤儿寡妇的意思。

第二，太宗在策划“陈桥兵变”，推戴太祖做天子时，就已有了“兄终弟及”的打算，但他自己不便表示，所以由杜太后以母命做成“金匮之盟”——太宗“陈桥兵变”的密谋，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大概都知道，只瞒着太祖一个人。

第三，太祖不愧孝悌，忠实地执行了“金匮之盟”。

第四，太宗即位后，有悔盟之意，赵普看出端倪，设计迎合，借以复登相位。

第五，德昭、德芳的死因可疑，而廷美获罪而死，则完全是赵普的阴谋。

第六，至此，“金匮之盟”中所约定的传位顺序，自然中断，太宗达到了传子的目的，而欺母、负兄、杀弟、逼侄的罪名，也就难逃于天地之间了。

由此更下一断语，烛影斧声，并无可疑，太宗所可訾议者，在后不在前。“金匮之盟”见于《宋史》“杜太后”、“赵普”等传。元修《宋史》，又修多本宋朝国史，则“金匮之盟”的始末，宋国史原已有记。既然国史有记载，知道的人自然不少，但宋人笔记中，几乎从未提到过有此盟约，而且也绝少谈到廷美、德昭、德芳的遗闻轶事，可知“金匮之盟”在当时是一大忌讳。

这个忌讳，易代以后，当然消失。哪知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复成忌讳。《宋史》具在，真相大白，关于太宗得位的记载，明明《湘山野录》可信的成分多于《涑水记闻》，而毕沅著《续通鉴》，偏偏全采后者，只修正了一个小错误，把王继隆改为王继恩，因为有雍正夺嫡这一重公案，怕触犯时忌，引起文字狱，有灭门之祸。

如以为我这个说法武断，请再看一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这部书对正史的疑义阙失，以及历朝史事中的特点，无不表而出之，独独于宋朝开国事迹，以及太祖一变传统，传位于弟而不传子这等大事，略而不记，这又是为了什么？

以司马温公的方正、毕秋帆的渊雅，所记或不可信，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此体念，我要从史书的夹缝里，找出一些真相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件宫闱疑案的始末。

这话要从“陈桥兵变”谈起。五代十国这五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期。篡弑相寻，兵连祸结，军人骄横跋扈，往往以拥立主帅作为一种取富贵、得庇护的捷径。当周世宗柴荣崩后，七岁的幼主即位，是为恭帝。这年十一月，据报北汉勾结契丹兵，将从山西渡黄河南侵，于是遣“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领兵御敌。当时就有流言，说出兵之日，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在五代是不足为奇的事，但每逢这改朝换代的一天，士兵照例可以放抢，被称为“靖市”，所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也照例要逃一次难。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恭帝宗训元年的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当夜宿开封以北的陈桥驿。那时的赵光义还未改名，叫赵匡义，是他哥哥手下的“供奉官都知”，相当于现代一个兵团的后勤主管；赵学究赵普是“归德军掌书记”，相当于参谋长了。这两个人“部分诸将，环列待旦”，星夜派人联络禁军指挥官石守信和王审琦。天亮时，赵匡义和赵普进帐报告，说将士们认为幼主根本不懂事，出死力破敌亦没有人知道，“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亦未为晚。

其时赵匡胤因为头一天夜里喝多了酒，残醉犹在，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起来一看，“将校已露刃列庭”，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正在踌躇考虑时，一件黄袍已披到他身上，将校拜呼：“万岁！”接着，把他扶上了马，向南回城。

事出无奈，赵匡胤只好这样说：“你们贪富贵，立我为皇帝，如果听我的话，我接受，否则，我不干！”全体将校下马表示听命，于是相约：不得惊犯周太后和恭帝；不得欺凌大臣；不得抢掠扰民。遵命重赏，违命重罚。然后整队进城，接收了后周的政权。因为“归德军”驻宋州，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

据《宋史》记载，“兵变”的起因是军次陈桥驿，部队里有个懂天文的人，名叫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是天命有归，因而起意，去报告赵匡义和赵普，然后如何如何。

这是有意用曲笔为赵匡义和赵普开脱，因为既是临时起意，一夕之间何来御用的黄袍？同时，所谓“北汉会契丹入寇”，根本就是一个假情报。清人查初白有诗：“千里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隐隐然指责赵匡胤居心不良，其实是冤枉了他。赵匡胤不但不知有其事，而且亦不乐为天子——后面将有说明，这里暂且不谈。

根据各种迹象来研判，我确信“陈桥兵变”出于赵普的策划，赵匡义的导演，甚至我还相信，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事先都是知道的。《宋史·后妃传》说：“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杜太后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照常情来推测，做父母的一旦听说儿子做了皇帝，绝不可能有如此从容镇静的反应。我的家乡有个真人实事的笑话：父子二人同赴春闱，榜发之夕，同榻不寐。先来了个报喜的，说是“少爷中了”，做儿子的慌忙下床，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光着脚就奔了出去。做父亲的心里觉得不是味道，便骂儿子：“得失小事，何用如此！”到了后半夜，又来了一个报喜的，说是“老爷中了”，这位老爷正下床方便，一听报喜的声音，顺手把溺壶往桌上一放，奔了出去打听消息。于是做儿子的反唇相讥，一面移去溺壶，一面笑着说道：“得失小事，何用如此！”

想想看，功名得失，尚且如此萦怀，何况傥来的一场大富贵。

《五代史》记梁太祖朱温破黄巢，为“宣武军节度使”，派人到萧县去奉迎他的母亲时，其母“惊喜泣下”；或者如清末醇亲王听说他的儿子载湉被指定继承皇位时，“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亲述所见），倒也是正常的反应。总之，无论为喜为忧，当此时也，情绪绝不可能不激动。于此可知，杜太后对“点检作天子”在心理上早有准备，为了要给人一个事所必至、无足为奇的印象，来冲淡大局剧变的严重性，所以才出此矫情镇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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