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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第2页）

“差不多么。”

“怎么会是差不多？”小三子余恨未消，“要是她找了老公，哪天气不顺，不会把老公一把掐死？”

“只有你们城里人搞得下。”另一位农民表示痛恶。“下”大概是下流的简称。

小三子对邢立怒气冲冲，但一见面还是十分客气和殷勤。他在伙房里当厨工，见邢立要洗头，立刻去挑水。见邢立吃饭来得太晚，立刻打开炉火热饭和热菜。他是不是暗中加了半勺菜油，也在我们恨恨的想象之中。他只是容不得邢立借刀去剐蛤蟆，一见菜刀没有了，立刻冲到地坪里破口大骂，哪个瘟狗婆爪子痒，把菜刀偷走了呵？是剐你的爹爹还是剐你的外婆？是剁你的肝还是剁你的肺？……

邢立受不了这种词汇丰富的恶骂，更受不了大家的哄笑。有一天晚上，听到小三子又在地坪里叫骂，又在挨门挨户寻刀，她立刻紧急打扮自己。这样，当小三子推门的时候，油灯突熄，一声尖叫，一只手电光从下往上照，勾勒出白惨惨的一张鬼脸，映照出她脸上蓝墨水和红药水的五光十色，还有裹在身上的飘飘白床单。小三子果然找到了刀，不过是阴风习习的魔鬼伸出长舌，张牙舞爪地操刀而来，吓得“娘呀”一声，连滚带爬逃出门去。

他后来病了一场。

他再也不敢进那间房，还好几次忘了给菜里下盐，声称是邢妹子吓散了他的魂。他说他以前还认得百多个字，经过那一吓，现在只认得一小半了，锣鼓也敲不成点子。其他农民也证实，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农民差不多都不敢惹邢立，至少不敢再去她的房间偷肥皂和摸酱油。他们都说这个贼婆子太神了，动不动就骂人，就装神弄鬼——她半夜里还敢一个人到坟坡上去游荡，这样的人哪个惹得起？

……我回想起这些事，完全是因为碰到了苏志达。要不然很多事情就忘了。比方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当初邢立为什么要改掉原名邢丽，为什么很少说到她的父母，为什么喜欢生吃鱼肉。有一次我随意说说，身高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她就追问我根据是什么。我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她说你别开玩笑了。第二天她旧事重提，追问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到底是在什么报上看的这种根据，如此等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蚂蚁的肠子，韭菜的性别，扁担挑土时的杠杆原理……都是些古怪的问题。

我也不记得，当初她夜里装鬼还吓过哪些人，为什么要吓那些人，包括用一对血糊糊的狗眼睛，吓得什么人屎尿都拉在裤裆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事都是她干的，或者说很像是她干的。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走近了。

她发现了我，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她说，你好。

三

为了回忆苏志达以及他的女人，我得借助日记。

我有好几本日记，包括记录乡下生活的三本，算是我热爱写作的历史证明。另有一个红皮本的在围湖工地上丢失了。那一阵总是下雨，草棚外的淅沥沥雨雾落出了满地泥泞，也吃去了那个红皮小本，一年多生活的残迹。

我总以为那一本最为重要，是因为其他三本现在看来没多大意思，至少不宜拿给女儿看，以免损害为父的威信。有几次我都差点把它们烧掉，只是犹疑之后没动手，才有现在重新翻看的可能。

这几本尘封日记，内容大致可归纳为：

叹服和歌颂贫下中农优秀品质并一再督促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约占百分之三十；

夸张热恋中山盟海誓呵呵呵之类的，约占百分之十五；

崇拜和研究革命样板戏的，约占百分之十；

不知作何用途的格言，约占百分之十；

几乎是模仿初中课文里的景物描写，约占百分之五；

关于胃痛、打架、偷西瓜、到镇上偷肉馅等等，约占百分之五……

这些字或是圆头圆脑，或是斜眉吊眼，根本不像是我写的。很多话更不像是我写的，几乎每页都充满“继续革命”、“资产阶级法权”、“修正主义道路”、“时代在召唤”、“退路是没有的”之类。说也奇怪，我从未打算把这些日记送到长官那里去，送到媒体编辑那里去，送到历史博物馆去，然后自己被追认什么甚至被伟大领袖题词。事实上，我从来不容许别人来偷看这些日记，就像不容许别人偷看我撒尿。这就是说，一种最为真实的自我表达，也只能真实成这个样子——令我惊讶和难堪。

我居然发现，我曾对一个当过旧警长的老头充满着仇恨。我叹号丰富地写出批判文稿，说他偷偷用豆豉蒸肉，是想恢复剥削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说他在地上倚着锄头把，一次次注意天边的飞机，眼里放射出恶毒的绿光，肯定是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头恢复了革命军人的身份，住进了县里的光荣院。除了有点好为人师，他其实极为和善。

我还发现，我曾经为王洪文上台激动万分。我连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说工人阶级终于站到历史最前线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正在前头，请你们密切注意军队的动向，注意复出老官员们的动向，注意东南亚以及苏联当局的动向。我们应该随时准备集合起来向凡尔赛进军，让巴黎公社的红旗插遍全球……

我几乎不相信这就是以前的我。但它是，确实是。严格地说，这是一九七三年前的我。对此感到惊讶的另一个我，则发生在往后的日子里。惊讶是两种记忆之间的碰撞。如果我在一九七三年碰上车祸死了，就没有后一种记忆。如果这三本日记某次也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丢失，就不会有前一种记忆。更进一步说，如果我现在再写日记，多年以后拿来翻看，会不会还有新的惊讶与疑惑？会不会觉得今天写的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换句话说，到那时候，我的记忆又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版本？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总是被后来的阅历悄悄增减，永远没有最标准定稿。我知道，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爽。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成年后再看也许觉得乏味。其实呢，不一定是所吃的和所看的变了，只是吃者和看者自身不复如昨，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

同样的道理，人们常常宽谅以前的仇人，常常赏玩以前的苦难，一代代老家伙（像我父亲或者以后的我）都有怀旧的感叹，甚至叫叫喊喊地希望复古。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去，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客。

历史就这样成了一笔糊涂账，让人不能不有点沮丧。一九八五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会，与其他作家一起被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会见之前，人们三两聚谈在接见厅门外等候。一个很有名的白桦先生，也许当时知道这天的接见没有预先安排座次，大家可以随意选择位置。等接见厅大门一开，他抢步上前，第一个冲了进去，占住某张椅子后面的位置，那张椅子上有写着总书记名字的字条。胡耀邦来了，比电视里看去要老态一些，脸色红艳得有点奇怪，似乎是一种化妆的结果。他向大家问好与握手，当然不会漏掉离他最近的白桦……摄影师的镁光灯此时刷刷刷闪成一片。

有位女作家在我身旁大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看看，这就是白桦。”

她的意思很明白，是说白桦又在抢风头，有意给自己制造新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白桦不过是大胆表示对胡耀邦的诚心敬慕，何况他们还曾在战争年代有过一段情谊，抢先握个手，实为人之常情，完全无可指责。至于第三种解释，则是第二天西方很多媒体的激情述评。考虑到白桦是一位刚受到政治批判的敏感人物，他们说胡耀邦特别礼遇白桦，无疑是放出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大胆挑战中共领导层的主流路线，看来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由化浪潮将重新席卷中国，如此等等。

到底哪一种解释是真的呢？我后来遇见一些人，包括外国记者和大使夫人。我笑他们的联想太丰富，说握手只是握手，恐怕谈不上精什么心和策什么划。但不论拥护还是反对总书记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话。尽管胡耀邦与很多作家都握过手，但他与别人握手不是新闻，与白桦握手才是新闻。新闻经媒体广为传播，受众就成了多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我，就完全有资格在将来代表历史。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当时也是一个远观者，离总书记至少也有十米或者十多米吧？你能说你就洞悉了一切真相？

我哑口无言。

是的，任何人也是他自己的远观者，自己一切往事的远观者。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以后，胡耀邦或者白桦大概也很难确定，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现在翻着尘封的日记，看着那些不知谁写下的字，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过一个叫苏志达的人。

四

因为有老鬼的热心发动，回城知青们又在新年聚会了。事前我有点激动，准备唱一些抒情的歌，说一些亲切的话，还准备拥抱与击掌，乃至酒酣之时与大家一起低头冥想。《红莓花儿开》，《三套车》，《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也许会在这样的歌声里眼潮。“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这样的诗我们还能背诵一二？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聚会的主题只有扑克牌和笑闹。多数人回城以后混得并不太好，在小厂里拉煤，在酱食铺里卖货，如果胡子拉碴地混个电大文凭，已经算是飞黄腾达，就可以被旁人羡慕或者嫉妒。女人们尖叫着，有了皱纹的女人们尖叫着，哄孩子屙尿，骂孩子捣乱，把孩子支到室外去。吵死人呵。她们都抱怨，然后谈孩子的缺钙或者中学的收费。一位名叫金哥的老友还缠住我，一心让我知道他增收节支的韬略和伟业。桌子、沙发、大柜、床，都由他自己进料自己制作，油漆也没花钱，是从车间里捎出来的。他笑得吱吱吱的差点接不上气：你算算，我省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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